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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代理人”与“能动性”|免费newsletter(052)

尊重和依靠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倾听每一个人的声音和意见,而不是将人们的感受、发言与行动视为执行什么大棋和阴谋。

方可成
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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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代理人”与“能动性”|免费newsletter(052)
Photo by Lidiia Nemyrova /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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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

上一封newsletter中,我提到,“不应以骂蠢人、抓坏人、揪特务的思路来分析问题”。最近两周,令人遗憾(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以这种思路来分析上海疫情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群中流行的话术,并且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段子和10万+文章。

比如,“上海贪把上海滩弄成了上海瘫”,看似很巧妙地用了三个同音字,实则包裹的是极为陈腐的“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

最近更流行的说法,已经不仅仅是批评上海的地方官员“贪”了,而是直接称他们为“买办”,乃至称上海为“买办城市”。在这种理论当中,上海发展成今天这副模样,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买办阶层”执行着“资本”的意志、维护着“美国”的利益,甚至是在策划“颜色革命”。这些人还说,上海和香港有不少的共性。

怪地方、怪美国、怪资本,常见的几种说辞无非如此。

前两天还看到一种神奇的说法,来自兔主席。他在文章中,“主张‘人不可能胜天’、接受‘躺平’或‘共存’的人,实际上其实已经成为COVID-19病毒在人类社会里的‘代理人’(agents):他们在代表COVID-19‘发声’,呼吁人类社会接纳COVID-19。”

兔主席果然有些理论功底,他把“境外势力”的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不支持清零政策的人,便是“病毒势力”的代理人——这个标签一贴,给人的感觉就是站到了人类的对立面去了。

这样的说法让人联想到《自私的基因》。这本四十多年前出版的书说,你以为基因是为生物服务的吗?不,可能恰好相反,生物可能只是基因的代理人。是世间的万千生物为基因服务,让它们得以一直复制下去。

但是,《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并不认为人类只能服从于基因的律令。他在书中说:“我们有力量去反对我们的创造者。在地球上,只有我们可以反抗自私基因的暴政。”

也就是说,即便是在这样一种“以基因为中心视角”的理论当中,道金斯也依然强调着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兔主席的文章中写出了“代理人”这个词的英文:agent。而他的理论无视的则是另一个写法极其相近的词,那就是:agency(能动性)。

“代理人”的最高准则是为自己的“主子”服务,不会反对自己的主子,更不会反抗。因此,“代理人”理论核心就是:被戴上“代理人”帽子的人,被否定了能动性的存在,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追求,所作所为都是执行他人的意志。病毒的代理人,行为准则是让病毒长存,而不是分析各种抗击病毒措施的利弊得失,不是站在人类社会的角度做出务实的判断和调整——这显然是对许许多多认真思考防疫策略的人的污名化。

类似的,“境外势力”的代理人,行为准则是为所谓的“境外势力”服务,而不是思考如何提升同胞的福祉,如何促进世界的大同。然而在现实中,许多被扣上这顶帽子的人,其实是最真诚的爱同胞、爱世人的人。

当然,在这样的代理人理论中,兔主席们往往需要把自己摘出来。虽然他本人任职于投行、曾求学于美国并以此为傲,但他可以不代表资本、不代表西方,而其他很多比他穷、从没出国留学的人,却可以分分钟被扣上代理人的帽子。

兔主席的文章看似高屋建瓴,引用了不少社科理论,但内核依然是大家熟悉的那套论述——清零是保护老弱病,是依靠“自上而下进行强有力的管理”而实现社群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上海在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对这种论述已经造成了根本性的动摇。

而这套“买办城市”、“颜色革命”、“代理人”理论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否定人的能动性,将论争的对手贬为他人的打手,这是从根本上侮辱人之为人的尊严,也是对严肃讨论的直接取消。

这两年多的疫情已经让我们知道: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有多么重要,它让我们即时传播病毒出现的消息,让我们科学制定公共卫生政策,让我们拥有疫苗和药物,让我们建立共情和守望互助……我们要想走出疫情,走出苦难,只能尊重和依靠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倾听每一个人的声音和意见,而不是贬损和否定这种人之为人的根本,不是将人们的感受、发言与行动视为执行什么大棋和阴谋。这才是“人定胜天”的根本依靠。

会议论文征稿

第十六屆傳播學訪問學者計劃

第十六屆傳播學訪問學者計劃

我所在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1月都会举办一次学术盛会,邀请来自全球各地的华人学者参与。

明年1月的会议,由我负责设计主题。我选择的是关注一个自己最近也在思考很多的问题:在一个糟糕的时代里面,媒体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还能拥有一个互相尊重、认真讨论、求同存异的舆论场吗?传媒能怎样参与修复这个伤痕累累的社会?

这当然一个前沿的、需要很多探索的领域,我们尤为欢迎对当下最新案例的关注,以及对媒体与社会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有意申请与会的学者,需要于6月15日之前提交一份2000个汉字左右的长摘要。期待明年1月在校园相会!

我最近读了……

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hayami's blog

昨天看到有人问:上海有方方写日记吗?

也许上海没有方方这样的作家在持续写日记,但最近一个月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上海居民的记录,这些记录以文字、影像、播客、电话录音、视频剪辑等许多方式呈现。这篇根据在方舱录制的播客写成的图文,就是一份勇敢而真诚的上海人日记。

"清零"or"共存"?C计划盘点疫情中N个争议问题(附多文链接)

C计划的主创们总是有一种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中显得“不合时宜”的执拗——不论外面多么喧嚣,不论有多少人已经放弃思考,她们就是要和你摆事实、讲道理。

有她们在,我对这个世界感到更安心,不管她们是不是小众。

Why American Teens Are So Sad - The Atlantic

美国政府的调查数据显示:感到持续悲伤或绝望的高中生比例连年上升。《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给出了四种解释,分别是:社交媒体的使用;线下社交的减少;世界上各种令人焦虑的新闻;家长教育方式的变化。

虽然学术研究的结果显示,社交媒体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并没有太大。但是作者认为:社交媒体可能不像毒药那样可怕,但它像是酒精——让一部分人上瘾,而成瘾了之后则会连同其他因素一起加剧负面的心理状况。对于青少年来说,社交媒体就像是大逃杀游戏,获胜的方式是得到更多的点赞和关注,这让他们放弃睡眠,为自己的外貌感到焦虑。

“缺乏线下社交”这个因素也很值得关注。在中国的疫情封城当中,人们遭受到的心理影响尚无系统性的研究,但它必然是严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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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再见!

方可成

202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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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曾经在《南方周末》报社做过几年记者;除了「新闻实验室」之外,还发起过「政见CNPolitics」、「放晴公园」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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