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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

27 Mar 2026 — 需要 11 分钟阅读

最典型的当然是茶馆。正如以研究成都茶馆闻名的王笛老师所写，“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角度来看，茶馆与美国的酒吧、欧洲的咖啡馆一样，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在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是解决纠纷的场所，因此国家的司法权被社会基层所分解，这个所谓‘最民主的法庭’（尽管这个词有些理想化）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

疫情之后新的案例是独立书店。成都的独立书店生态，不仅令中国其他城市的人们向往，甚至也登上了国际媒体。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参与指导的一篇博士论文，也是以此为话题。

当然，成都并不是乌托邦。独立书店这两年来关门的就有好几家，去年的独立书店市集在举办前夜被叫停，有杏书店差点被关掉。

但是，这些困难和挫折，都不能被视为“成都没有公共领域”的证据。因为，公共领域本身就是一种对理想的期许，它在现实中也可以说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哈贝马斯描写的欧洲咖啡馆，其实也只容纳了有产者、受教育者，而且只有男人，将女性、穷人和无数“不受欢迎的人”排除在外。

或者说，公共领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它强调的是对话、理解、参与公共事务，在国家权力和私人领域之间塑造一个交往空间。评价公共领域，不是看一个“已建成”的、一劳永逸的状态，而是看那些对话、倾听、参与、行动的努力是否正在发生。

上个月，有杏书店的张丰到香港，我请他到我的线下空间“过滤气泡工作室”做了一场分享。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成都近年来兴起的独立书店，很多名字里面都带“野”字——浮于野书店、长野书局、野梨树书店、野狗商店。

与“野”字相对的，正是疫情管控所代表的秩序与规训，而“野”则意味着一种向更开阔处伸展的冲动，一种不愿被圈禁的生命力。这些独立书店有的狭小，有的简陋，有的甚至没有办齐所有的许可证，但它们提供了一种在当时几乎是奢侈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不受管制的、自发的、真实的相遇。

而这种自发性和真实性，正是公共领域成立的重要前提。

我们或许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解释成都的独立书店现象，包括租金低、城市对小店小铺的容忍度高、务实灵活的性格等等，但张丰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那种自下而上的生命力——那些注重选书、不从政府拿钱、自己租一间小铺面来实现审美追求的年轻人，他们开书店，如同其他年轻人开咖啡馆、做手工、搞餐饮一样，是在一个日益逼仄的社会里为自己凿出一小块可以喘息的空间。

张丰在那天的活动上把书店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毫无保留地做了分享。在了解了那些幕后故事之后，我对这种公共领域的兴趣变得更强了。

于是，我拜托江湖知名的导赏人——四川人鹏哥帮忙攒了一个周末的行程，将成都的几种公共空间一网打尽，从茶馆到酒吧，从独立书店到新兴的AI探索空间。鹏哥专门帮我们联系到了各类空间主理人，包括一家老茶馆的负责人、西西弗书店和在惊奇AI探索空间的创始人薛野、经营最成功的独立书店读本屋的老板廖秀，当然还有有杏书店的张丰。

欢迎你一起来参与这个成都游学团，去那里寻找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点这里查看具体的信息，里面也有具体联络报名的小助手二维码。

期待和你在成都一起游走、思考、交流。或许，这个团本身，也会成为一个小小的、流动的公共领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