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制造一种高度不确定的氛围，间接影响和限制记者的报道行为。
近几年来，驻华外国记者的数量减少，工作环境也颇为艰难。
实际上，除了那些登上新闻头条的记者驱逐事件（详见会员通讯368期、414期、762期）和众所周知的网络审查外，一种更系统、更微妙的控制机制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日常工作。
最近，都柏林大学的博士生Linette Lim在学术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发表了一篇论文。她通过对超过五十名现任及前任外媒驻华记者的深度访谈，揭示了这种多面向的媒体管控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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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关于“人类观众要什么”最有分量的一次自然实验。
1945年春天，德国战败在即，纳粹党领导层下令销毁党员登记卡片。从位于慕尼黑的纳粹党全国总部“褐宫”运出的卡片估计有50吨重。它们被送往市郊的一家造纸厂，等待化为纸浆。 但造纸厂的经营者汉斯·胡贝尔（Hanns Huber）意识到了落在自己手里的是什么。他停下了机器，把这批档案完整地交给了随后到来的美军。 八十年后，这批卡片以胡贝尔难以想象的方式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今年2月底，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把它的微缩胶卷副本放上了网。公众对这批档案的兴趣之大，一度让档案馆的网站瘫痪。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的团队则更进一步，他们使用AI把上千万张扫描卡片做成了一个可以按姓名检索的数据库。任何人只要知道祖辈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出生地，几秒钟内就能查到：ta当年是否加入过纳粹党。 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中，我想通过《时代周报》数据团队最近接受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的访谈，来介绍这个项目是怎么做成的，AI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它在德国引发的赞誉与争议。 它可以说是今年以来最值得了解的数据新闻案例之一。用《时代周报》一位记者的话说，“一家德国报纸用AI做了
有的看到了自己的困境，有的看到了自己的渴望，有的看到了自己的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