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915）哈贝马斯

2026年3月14日，德国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慕尼黑西南的施塔恩贝格辞世，享年96岁。

对于新闻实验室来说，哈贝马斯是一个不可能不写的人物。因为他的思想精髓，就在于对话、沟通、传播。

从希特勒青年团到民主捍卫者

从意识形态的坐标来看，哈贝马斯是一名左派。更具体来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支持自由民主制度、宪政、欧洲一体化，但与更偏左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马克思主义者也经常批评哈贝马斯只注重话语、忽视资本主义的剥削）。他强调理性、对话、启蒙，对更加激进的行动表示怀疑。

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直接关系。

哈贝马斯1929年6月18日出生在杜塞尔多夫，在科隆以东约五十公里的一个小镇长大，是一个中产阶级新教家庭中三个孩子中的第二个。他天生患有唇腭裂，童年时经历了多次手术，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这使他终身带有言语障碍，也让他对语言沟通的媒介产生了异常敏锐的感知——他后来说，没有这种媒介，“个体的存在也将是不可能的”。

和他那一代的许多德国人一样，哈贝马斯10岁时便被征入希特勒青年团，其父则加入了纳粹党并在国防军中升至少校军衔。1944年秋天，年仅15岁的他收到一封征召前往西线的信件。1945年2月宪兵前来寻找他的那个晚上，他恰巧不在家中。盟军数周后抵达德国，他得以幸免于兵役。《卫报》的讣闻中提到，他是所谓的“高射炮一代”（Flakhelfer-Generation）——其中还包括小说家君特·格拉斯、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和尼克拉斯·卢曼，这些知识分子在少年时期曾被迫为希特勒政权服务。

很快，二战结束。纽伦堡审判和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彻底震撼了他。“我们突然看到，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政治犯罪体制中，”他后来写道。他将同胞德国人“集体实现的非人性”称为“那第一道裂缝，它至今仍在张开”。正是这道裂缝，塑造了他此后一生的哲学与政治关怀，也奠定了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基础。他毕生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威权主义之后，民主究竟应该如何生存？

1953年，在研究了四年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后，年仅24岁的哈贝马斯向他发起了挑战——当时，海德格尔仍在世。哈贝马斯挑战的点在于：海德格尔1935年的著作《形而上学导论》再版时，保留了关于纳粹运动“内在的真理和伟大”的表述。哈贝马斯质问道：“难道有识之士的首要职责不是澄清过去应受谴责的行为，并使人们对这些行为的了解永存吗？”

然而，海德格尔从未回应。这让哈贝马斯确信德国哲学在其关键时刻已然失败。

1956年至1959年间，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即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担任阿多诺的第一助手。在那里，一群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们正试图将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问题，以重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然而，哈贝马斯并不认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研究所所长）发展出的那种悲观主义批判理论。战争使这群知识分子对现代性持怀疑态度，但哈贝马斯依然希望肯定启蒙、理性、现代性的价值。

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启蒙运动的过程伴随着对人类的控制不断扩大，它不是通往自由的历史进步，而是对人民的统治权力的延伸，是一场无意中将人类引向死亡集中营的行进。

但是，哈贝马斯并不认为启蒙运动破坏了人类争取解放的努力。他在教授资格论文（获得教授职位之前所需的博士后研究）中论证说，存在着另一种理性形式，这种理性旨在推动理解，而非追求手段和目的的成功；它不是我们弊病的根源，而是可能的解决之道。

霍克海默拒绝接受哈贝马斯的资格论文。哈贝马斯于是离开法兰克福，转至马尔堡大学，在战后德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Wolfgang Abendroth指导下完成论文。

这篇论文于1962年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题出版，奠定了哈贝马斯作为重要社会理论家的声誉，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

此后，他于1964年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接替霍克海默的教席，1971年至1981年担任位于Starnberg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所长，其间完成了巨著《交往行为理论》。1983年他重返法兰克福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

哈贝马斯晚年仍笔耕不辍。2019年，他出版了堪称第二部巨著的三卷本《这也是一部哲学史》。《雅各宾》杂志指出，在这部最终的宏大著作中，早年较为乐观的哈贝马斯已经消失，他明确表示这是一次最后的、最大的努力，旨在挽救和捍卫现代性的理性、进步和包容，以抵御日益强大的反动力量。

咖啡馆里的民主实验

要理解哈贝马斯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最好的方式或许是走进17-18世纪伦敦的一间咖啡馆。

1652年，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开业。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种弥漫着异国饮品香气的新型社交空间迅速蔓延，成为英国社会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咖啡馆里，原本不可能相遇的人出现在了同一张桌子旁边。正如专门研究咖啡馆的历史学家Markman Ellis所记述的：“走进咖啡馆的顾客被要求坐到下一个空位上，紧挨着先到的任何人。没有座位可以预留，没有人可以拒绝你的同座。这一入座规则向所有人表明，在咖啡馆里人人平等。”贵族与商人、牧师与律师学徒、大学里腼腆的年轻人与衣衫褴褛的翻译匠，都挤在一起。在Will‘s咖啡馆，英国第一位桂冠诗人John Dryden主持着文学沙龙，12岁的Alexander Pope被带去聆听（他后来也成为著名诗人）；日记作者Samuel Pepys则常来搜罗新闻和八卦。人们花一便士买一杯咖啡，便能听到当时最博学的人——天文学家克里斯托弗·雷恩、自然哲学家罗伯特·胡克、哲学家大卫·休谟，甚至伏尔泰——的高谈阔论。咖啡馆因此得名“便士大学”。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这些咖啡馆（以及法国的沙龙）正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诞生地。在他的定义中，公共领域是一个包容性的社会空间，私人聚集在一起公开分享意见，围绕共同关切的议题进行理性而批判的辩论，由此催生了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公众”（public）。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更好的论据和论证，而非发言者的社会经济地位。

正如Hartmut Wessler在《哈贝马斯论媒介》一书（被认为是关于哈贝马斯和媒体这个话题上最好的一本书）中所言，说哈贝马斯“发现”了公共领域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这绝非夸张。这一发现“与自然科学中的发现具有同等地位”（Wessler引述哲学家Nancy Fraser语）。

然而，哈贝马斯描绘的这幅图景是否过于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