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年危机”｜免费newsletter（080）

下个月，我将年满38岁。虽然自我安慰，没到45岁都不算“中年”，但过去大半年，我确实遇到了一场“中年危机”。

或者更准确说，这种危机不是生活上的，而是一种“职业中段危机”（mid-career crisis）。

从高中开始，我对自己想要从事怎样的工作就有很明确的想法，并且很坚定地去选择，很坚决地不“听劝”。所以，从15年前硕士毕业开始，我做的一直都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先是记者，然后是学者。并且很幸运的是，每一份工作（包括读博），我都进入了自己向往的机构。

所以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遇到这样的“职业中段危机”。我没有料到，有一天自己居然会深深怀疑：我做的工作有何意义？

第一次明确感受到这种意义危机，大概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

那时，我正在准备自己申请终身教职的材料。在“非升即走”的学术体系下，我们有6年的时间戴着“助理教授”的帽子，然后，要么晋升副教授、获得一只稳定的“铁饭碗”，要么就要卷铺盖走人。去年9月，正是我在这条轨道上的第6年开始的时候，也是按照学校的规定，需要上交材料，证明自己配得上一只铁饭碗的时候。

我的材料并不单薄——前5年，我埋头写论文、投稿、被拒、再投，发表文章的数量虽然算不上很多，但应该够得上合格线，且绝大多数都是发在排名靠前的期刊。但是，当我回头看这些文章，按照填表的要求论述它们的“影响”和“贡献”时，一连串导致意义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却随之倒下了。

我发现，虽然自己可以在表格里洋洋洒洒论述这些论文的价值，比如被多少人引用、提出了某个新概念、丰富了某个理论框架，但在内心深处，我很难找到真正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被几百人引用，就是影响吗？把某种现象包装一套看起来华丽高深的理论框架，就是意义吗？

比如，我研究过那些服务具体社区居民、构建社区身份认同的社区报。我占用了志愿者编辑们的时间做访谈，最终，我的简历上加了一行，Google Scholar更新了一串数字，可是那些社区报活得依然艰辛，依然陆续有社区报停刊。如果做研究好像只是玩了一场发表游戏，那么意义在哪里？

前5年，我只顾埋头赶路，没有时间想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材料交上去了，我突然有了余裕去思考这些，但越想，越没有答案。

我当然也和同行交流过。有人笑笑：你到现在才意识到这些吗？有人严肃回答：我们用论文记录下历史，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和工作的意义。还有人说：我已经放弃思考这些，而是专注于培养学生，看到学生们的成就，可以让我获得意义感。

我常常想：社会科学或许应该更像工科（人文学科则更像基础科学），专注于解决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当然，困难之处在于：工科的研究者可以实际造桥、盖房子、制造机器人，社会科学的学者却很少有机会在社会里面实际做点什么，去测试自己的想法。于是，研究本身就越来越有离地和“自我内循环”的倾向——也就是说，发表论文只是为了发表论文，知识生产的过程和现实世界已经脱离了关系。

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比如，美国的学者们从2016年开始做了大量关于虚假信息的研究，但是，他们既无影响社交媒体平台的力量，也没有获得政治上的动员力，结果是论文汗牛充栋，但信息环境还是和9年前一样糟糕，甚至变得更糟糕。而且，这方面的研究经费今年更是接连被砍掉，不仅研究没有影响社会，反过来连自己的书桌都守不住了，这种无力感是非常真实的。

这两年，香港的大学开始讲“研究的社会影响力”，结果不少社会科学的院系都很难找出产生了具体影响力的研究案例，我自己也找不出来有什么可贡献的案例。这也让我进一步反思：是不是我们的研究设计，从一开始就走偏了？当我们开启一项研究的时候，心里想的更多是可以发表到什么等级的期刊，而不是研究的发现对社会究竟有没有用处。当我们的论文成功被期刊接收，研究的历程就结束了，我们不再考虑后续如何让它产生真正的社会影响，我们的精力要投入去熬下一篇论文了。

我感受到的这种意义危机，背后是学术生产机制的异化。它用一连串的数字（论文数量、影响因子、期刊排名……）和规则（基金评审、晋升要求、审稿流程……）让学者的工作变成了对KPI的追逐，而不再关心知识生产的“初心”。

危机袭来，自然要想办法。说得夸张一点叫“自救”，不那么夸张的话，就叫“应对”吧。

我自己有两种主要的应对策略。第一，是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对于今后的研究，我会尽量选择能够产生实际社会影响力、解决社会问题的研究课题——更具体说，接下来我想要重点研究新闻媒体（包括机构、小团队乃至个体）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因为我认为，钱的问题是目前全球媒体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我的研究可以让做付费订阅制的媒体多获得一些订户、让依赖捐赠的媒体获得更稳定的捐赠、让处于财政困境中的团队有更多可依赖的经验和策略，那就非常有意义。也许这样的研究不会被排名靠前的期刊看上，因为它们看起来不够“理论”，但我想我不会在乎了。

第二，是做新的项目，在其他地方找到丢失的那份意义感。如果学术界太离地，那就做点贴地的、具体的事情。

在这样的想法驱使下，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在筹备一个位于香港的线下空间。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空间，没有什么比它更具体和踏实的了。这个空间的核心定位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和AI的年代，创造专属于人类的线下体验。

我觉得这个“开店”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学术界的反面——成败不再由几个资深教授来定夺，而是由市场来决定；影响力不再是虚无缥缈难以触摸，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每一天的运营中；做事情不再有无数条条框框的限制，而是拥有高度的自主权……

筹备空间的这半年来，我也有很多心得和反思，之后再与大家慢慢分享。现在，我想宣布的是：这个名为“过滤气泡工作室”的空间终于要正式开张了！

6月23-29日，是这个空间的开幕周，我们策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一共有七场。这些活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Generative Human Intelligence，生成式人类智能。我们想要探讨：同样是生成和创造，人和AI究竟有何不同？AI能迅速阅读和总结了，人还需要学习阅读和思考吗？AI能识别世间万物了，人的肉眼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在AI能写诗作画的年代，人应该做怎样的文学和艺术创作？

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感兴趣，那么我想邀请你参与这一系列活动。

对应这些问题，我们的活动分为眼、手、脑几个类别——

• 用人类的眼睛去观察：我们会带你走一走“网红打卡地”坚尼地城，发现它在网红之外的另一面，然后一起包一辆叮叮车，体验在香港街头穿行的感觉；
• 用人类的双手去创造：在一场活动中，我请到了从记者转型为织物艺术家的林绮晴，教大家设计和编织独一无二的小挂毯；另一场活动，本地自然作家、画家叶晓文，将会带大家观察植物，然后在瓦片上作画。用双手创造之后，你会发现：人的创造力的确有AI难以取代的部分。
• 用人类的大脑去思考：C计划的主创之一蓝方，将会来做一场工作坊，教大家如何应对“杠精”，怎样用批判性思维支撑自己的观点和表达。

另外，我们还安排了两场书籍作者的讲座——

• 刚刚出版新书《AI帝国（Empire of AI）》的Karen Hao，来跟大家讲述，她为什么拒绝使用AI，Sam Altman和OpenAI将AI的发展带上了怎样的岐路。
• 闾丘露薇讲述她从战地记者到学者，再到写小说和画画的创作经历。她还会给部分读者送出自己的亲签小说。

最后，我们会有一场开幕酒会，邀请作家、艺术家、学者，共同分享对人类创造力的想法和心得。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所有活动的详情和报名方式（或者搜索微信公号：过滤气泡studio）。

筹备这一系列活动的过程很辛苦，但也很满足。我不确定这个线下空间能不能成功，但我确定的是，它差不多已经治好了我的中年危机。

如果这周你在香港或者大湾区的其它城市，真的很期待你可以参加我们的一场或者多场活动，很希望能够和你线下相见。

我要去准备这些活动了，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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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2025.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