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756）2024年普利策奖解读（上）

美国当地时间5月6日下午，2024年普利策奖的获奖名单公布。延续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此前的传统，我们对今年的奖项做及时的深度解读。

在翻阅今年的获奖名单时，最先吸引我注意的是：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牌媒体之外，有一家鲜为人知的、成立不到10年的小媒体，居然一下子拿了两个奖。而在2021年，这家不过一二十人规模的小媒体也曾拿过一个普利策奖和一个最终入围提名。这样的获奖记录，实在惊人。

这家媒体叫做The Invisible Institute，大概可以翻译成“隐形研究所”——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像是一家媒体。我原本打算用一个小节的内容来介绍这家小媒体和它的获奖作品，但当我阅读更多的资料，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兔子洞，关于这个机构和它的作品，有太多有意思的信息了。

因此，我决定用一整期会员通讯的篇幅，来好好介绍一下这家“隐形研究所”，并谈谈这个案例可以如何帮助我们重新想象新闻业，寻找新闻业的新希望。

新闻、法律与社会正义的事业

要了解隐形研究所的故事，就要先了解它的创始人——今年76岁的Jamie Kalven。

Jamie Kalven出生于芝加哥，至今依然生活在那里，他的隐形研究所也聚焦于芝加哥的社会议题。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关键词是如何交融在一起的：新闻、法律和社会正义。

先说新闻。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登山，大学毕业后在世界各地旅行登山。1971年，他的喜马拉雅山之旅因为印巴战争而中断，他放弃了登山的事业，开始在亚洲做美国媒体的驻外记者。

不过，他的驻外记者生涯刚开始两三年，就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而中断。他的父亲Harry Kalven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60岁去世时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手稿，主题是美国的言论自由历史。

Jamie Kalven决定回到美国，完成父亲的遗作。为此，他需要研究父亲的手稿、笔记，需要和父亲的学生、同事交流，了解他的思想。他最终花了14年的时间完成这部《A Worthy Tradition: Freedom of Speech in America》。虽然书稿写作过程中获得了一些基金会的支持，但他需要靠写稿、做工匠来维持生计。

当新闻和法律奠定了他人生事业的基础之后，他开始投身社会正义的事业——其中有着非常个人的原因，因为他留意到芝加哥这座城市有着太多的不平等和不公义，深陷贫困、暴力和种族问题。他曾说：芝加哥“极度贫穷，被所有的公共和私人机构，包括新闻界抛弃。”出于这种挫败感，他决定”从边缘开始写作”，将自己浸泡在在贫困、警察过度执法而暴力依然猖獗的芝加哥社区中。

对于这座城市的暴力问题，Jamie Kalven也有着切肤之痛：他的妻子在1988年的时候曾在跑步途中遭遇暴力和性侵，并因此有至少十年的心理创伤。他和妻子都是白人，而施暴者则是黑人。这一事件更促使他调查芝加哥的暴力、贫穷和种族分裂。他还出版了一本书《Working With Available Light: A Family's World After Violence》，是很少见的从性侵受害者的伴侣的角度来写性暴力及其影响的作品。

调查暴力的成因，成为了Jamie Kalven事业的核心。具体来说，在芝加哥，他发现暴力背后至少有两大问题，一是公共房屋的条件非常糟糕，生活在里面的社会底层，活得没有尊严，没有向上流动的希望，这些社区成了滋生暴力的温床。另一个问题是警察过度执法、暴力执法，尤其是针对黑人群体的过度和暴力执法问题。来自警方的这种不公正的重压，非但没有消除暴力的根源，反而更助长了社区里的不信任和对抗情绪，加剧了种族之间的分裂，让暴力事件更容易发生。

2003年的一起事件，集中体现了以上两大问题。当时，住在公屋里的黑人女性Diane Bond，被一群白人警察上门殴打和骚扰。他们以检查毒品为名，要求她暴露自己的生殖器，还威胁要在她身上放置毒品以栽赃陷害。这群白人警察在当地社区里面臭名昭著，经常进入公屋胡作非为。对于这一事件以及背后的制度性问题，Jamie Kalven先后写了17篇文章，发表于自己的网站上。他还劝说律师朋友帮Diane Bond打官司，最终为受害者赢得了15万美元的庭外和解款项。

基于警方信息公开的调查监督机构

在打这桩官司的过程中，Diane Bond的代理律师获得了芝加哥警方内部关于失职行为和纪律惩罚的记录。然而，这样珍贵的信息却被禁止与公众分享。基于他此前关于言论和信息自由的法律研究，Jamie Kalven认为这不合理。他发起诉讼，要求解除这样的禁令，将警察失职行为的信息公之于众。

经过长达数年的一系列诉讼，他最终在2014年赢得了官司。这个被称为“Kalven v. City of Chicago”的案子，也成了美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判例。它确立了这样的原则：警察的不当行为记录，属于公共信息。又由于美国有信息公开法案（FOIA），因此社会各界都可以要求获得关于警察不当行为的信息。

这个判例带来的一个重大结果是：美国媒体对警察的调查和监督变得更为便利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判例，Jamie Kalven正式成立了隐形研究所——此前，它只是一个共同关注芝加哥社区问题的人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在看到警方数据公开带来的报道潜力之后，隐形研究所成为了一家正式的非营利媒体，并且迅速成为关于芝加哥警察的不当行为数据的集散地。截至2022年，他们一共收集了接近25万条相关信息，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988年。

这些数据是调查报道的富矿。2021年，隐形研究所第一次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就是关于警方对警犬管理失当的调查——在被警犬咬伤的无辜人群中，有色人种占了绝大多数，白人仅占7%。

Jamie Kalven本人也利用警方的资料做出过极有影响力的报道。2015年，他获得了一起警察杀人事件的验尸报告，发现17岁的黑人受害者被白人警察开了16枪，完全是以处决犯人的方式被杀害的。

这一惊人的信息被公之于众之后，引发强烈反响。芝加哥警察局长被解雇，司法部对芝加哥警察局内部侵犯人权的行为开启了调查。受害者家属获得了500万美元的赔偿。Jamie Kalven和他人合作拍摄了一部名为《16枪》的纪录片，并获得了艾美奖。

隐形研究所今年获得的普利策奖之一，也是这样的数据调查作品。他们花了两年时间，调查芝加哥警方如何不当处理黑人女性失踪案件，以及如何不当对待受害者家属。在芝加哥黑人社群中，对警察的信任度很低，他们说警察没有采取紧急或充分的行动来寻找他们失踪的亲人。记者们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针对警方的投诉进行分类，并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这件作品揭示了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警察部门对黑人的忽视是如何导致了黑人女性失踪危机的。

报道发出后，芝加哥市长和九名市议员提议通过一项决议，成立一个调查失踪人员的特别工作组。

扎根社区的行动型媒体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隐形研究所和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似乎有一些不同——它以更为积极的姿态介入社区，推动变革，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客观、抽离的报道者。它的报道有着鲜明的目的，那就是以种族为核心、以贫穷和暴力问题为着眼点的社会正义，它也会积极推动法律、政策等手段来实现这样的目的。

的确，Jamie Kalven本人就遭受过质疑：到底是记者，还是行动者？

但是，在一种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观点看来，这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记者可以同时是行动者，只要确保所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就可以了——实际上，隐形研究所获得的几项普利策奖也证明，他们的作品在新闻业务水准上也是极高的，尽管这些作品都有着鲜明的行动导向——终结警察暴力、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种族平等。

Jamie Kalven认为，和主流媒体比起来，隐形研究所最大的区别和优势在于：他们真正融入了社区，真正关心社区里面发生的事情，并且扎根在社区里面做报道。“（我们）工作的核心是坚信，有些东西只有在实地，从最受你所写的任何政策实践影响的人那里才能学到。”

可以说，Jamie Kalven本人，以及隐形研究所的其他成员，本身都是社区工作者。他们不是因为办媒体才关注社区，而是因为关注社区里的问题才选择做媒体。新闻是他们推动社区变革的重要途径之一。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隐形研究所的作品实际上都是基于一个强大的社区合作网络，而不仅仅是依靠记者的力量。如现任负责人Andrew Fan所言，“我们的记者团队很小，但我们也有民权律师、数据科学家以及专注于与年轻人合作、参与和建立社区关系的人，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很重要。”

在隐形研究所网站的自我介绍页面，他们也说：“在发展的每个阶段，隐形研究所都寻求通过合作来创造能力。一个最好的例子是，过去十五年来，研究所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曼德尔法律援助诊所的民权律师和法律专业学生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代表公共住房居民提起了六起联邦民权诉讼。”这些律师还在2014年的那个宣布警方不当行为记录属于公开信息的重大判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扎根社区的另一个直接好处是：更容易和采访对象建立信任感。Jamie Kalven已经在当地社区建立了相当好的名声，这能够消除不少人对媒体的怀疑心理。

在重要的作品发表之后，隐形研究所还会在社区里面举办阅读会，一起讨论作品以及背后的议题。

除了社区内部的合作之外，隐形研究所还积极开展外部合作。他们的几项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几乎都是与其他媒体或制作公司合作完成。

获奖播客：打捞20多年前的种族暴力案件

我们再来聊聊隐形研究所今年的另一项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七集播客节目《You Didn’t See Nothin》。

这则播客延续的是种族与暴力的主题，但它并非借助数据，而是依靠对个体故事的深入挖掘和讲述。也就是说，依靠的是音频叙事的力量。

这则播客报道的并非“新闻”，而是发生在1997年的旧闻。当时，13岁的黑人少年Lenard Clark在一个白人社区寻找给自行车补胎的地方，三名17-19岁的白人青少年对他实施了暴打，导致他陷入昏迷。虽然经过救治康复了，但他的脑部受到了严重损伤。

尽管这种欺凌弱小的暴力行为令人发指，但这三位白人当中，有两位仅被判缓刑，无需坐牢，另一位主犯也仅仅被判处八年徒刑，实际服刑仅3年，并且并未表现出真正的悔过之心。

这一事件发生的时候，黑人大学生Yohance Lacour只有23岁。他对此感到非常生气——如果是一个白人孩子被一帮黑人青年恶狠狠地殴打，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尤为令他愤怒的是，他发现黑人社群的领袖在积极传播“种族和解”的话语，为犯罪的白人青年开脱。他对此感到不解，并且以记者的身份在当地的黑人社区报纸上发表了报道。

但是，这些报道并没有引发什么反响。后来，Yohance Lacour因为贩卖毒品而被判入狱10年。2017年，他从监狱中出来之后，正好赶上美国发生了一系列基于种族歧视的仇恨犯罪。这更让他感受到：所谓的“种族和解”，依然是远在天边，可为什么这样的话语却被用来宽恕白人罪犯？

于是，他想找机会重访1997年的那场暴力罪案。他在和Jamie Kalven见面之后，两人很快达成一致意见：这个案件值得回溯和深挖，它背后的种族和暴力问题应该被重新思考和讨论。

Yohance Lacour花了几年时间去回访当年的相关人士。他发现，主犯的父亲和黑帮关系密切，同时又和黑人领袖有很好的关系，因此有能力疏通各种关系，为自己的孩子开脱，并且有意通过“种族和解”的叙述，为儿子赢得宽恕。

播客中提到，在儿子受审之前，父亲就开始出现在黑人社区做义工，在黑人教堂祈祷，甚至安排拍照活动，让人们看到他的儿子和黑人孩子一起玩耍。Yohance Lacour认为，这体现出：有权有势的人凭借他的关系、金钱和力量，能够改变人们的看法，这种手段需要被曝光。同时，他也认为那些黑人领袖出卖了自己社区的利益。

这则获奖播客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值得注意：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回访调查，而是一次带着半自传色彩的旅程。作为当地黑人社区的一分子，Yohance Lacour回访罪案的过程，也是在回顾他自己的生命经验。

隐形研究所的启示

在了解了隐形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之后，我想分享自己总结的一些启示。

第一，我们可以重新想象什么是新闻媒体——它并不一定需要是以做新闻报道为根本出发点、以记者为绝对主体的机构。它可以是服务公共利益、追寻社会正义的过程中间的一环，就像隐形研究所一样，不始于做报道，也不终结于做报道。

第二，我们可以更加认清传统意义上新闻媒体的劣势，那就是并未扎根于具体的社区，难以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也难以获得社区成员的信任。无论是新闻机构还是个体记者，都可以思考如何更加沉入社区，而非漂浮在半空中。

第三，在新闻业面临重重打击的当下，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一个强大的合作网络。追求社会公义的人们，不论具体的职业为何，都可以积极探索合作，用各种可能的途径推动积极的变化。

第四，相信叙事的力量，不论是用数字，还是用声音。在合作网络中，新闻媒体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故事讲好。而最好的故事，往往是与个人生命经验相关的，并不是全然旁观、冷眼相看的态度能够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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