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科生辩护｜免费newsletter（015）

17 Apr 2021 — 需要 7 分钟阅读

亲爱的朋友：

这几天，我的朋友圈里一个热门话题是“文科生误国”。话题的缘起是央行一篇工作论文里面提到，“东南亚国家掉入中低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这句话虽然只是论文最后一段的一个细节，并非文章主旨，但因为它以地图炮的形式直接针对了一个庞大群体，而“文理对立”又是容易挑起争执的话题，因此被热烈讨论了好几天。

我的朋友圈里媒体人和社科学者多，因此整体氛围自然是为文科生辩护。有说文科虽然“无用”但能提高涵养和趣味的，有批评论文作者没有搞清楚东南亚实际情况的，也有很多人转发交大教授陆铭的文章，说明文科生当上领导之后注重民生支出。

不过，我倒想为理科生说几句话，因为我觉得在这篇论文不仅黑了文科生，也黑了理科生。文章讨论的是人口问题，最后之所以要提到文科生理科生，是因为要解决老龄化背景下的生产力不足问题，理工科学生被认为是更有生产力的。

这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刻板印象，仿佛理工科的主要目的就是投入生产，扮演“工具人”的角色。但是，学习理工科的目的和效果本应很多样，有的人是为了探究科学真理，比如被奇妙的数学公式吸引，想了解宇宙的历史和未来，或者只是想搞清楚野生动物的社群里发生了什么，这些都不一定能成为生产力，不知是否也会被这篇论文的作者归入耽误国家发展的行列；有的人想建造更好的大楼，但主要追求的是更绿色、更有美感、塑造对个体更友好的城市空间，而不是为了创造更多的GDP；有的人想写出更好的算法，为的是更人性地对待被算法影响的人，而不是把人困在系统里，但这样的算法很可能对公司效益和商业价值而言不是最优选择，这样的理科生在论文作者眼里算不算合格呢？

嘲笑文科生“无用”的人，往往也连带矮化、扁平化了理科生。

理科生从来就不是工具人的同义词。恰恰相反，理科生尊重科学，用数据和逻辑说话，不会甘于充当权力的工具，尤其不会扭曲科学来充当工具。理科生比其他人更懂得工具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可能带来的危害，并且在数据和逻辑的支持下，可以提出改变的建议。

比如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海洋生物学家，她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揭示了杀虫剂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开启了全世界的环保运动。

再比如，最近几年关于大数据对社会的影响写得最好的书之一《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作者Cathy O'Neil是哈佛大学数学系博士。她提醒我们，算法被应用不当，可能会成为“数学杀伤性武器”。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博士（Anthony Fauci），曾经多次直白地批评总统和政府抗疫不力。他在参与政府抗疫的同时，也用科学直接回击川普散布的虚假信息。

说到福奇，其实李文亮和艾芬也都是理科生啊。

史上最著名的理科生爱因斯坦，是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他曾经写文章批评资本主义，论述社会主义可以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他还曾经和罗素共同发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直接反对战争。

罗素也是理科生，他是数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坚定地支持社会正义和改革，早在一战期间就因为参与和平运动入狱半年，越战期间，89岁的他又被指控“煽动他人非和平参与反核示威”而被判两个月监禁。

罗素的老师怀特海也是兼具数学家和哲学家的身份，同时还是一名教育家。怀特海曾经说，技术教育（technical education）和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之间的对立其实是一个谬误，因为只要是合格的技术教育就必须同时有人文教育的成分，而人文教育也同时必须是技术的。我们这里大致可以将技术教育理解为理工科，人文教育理解为文科。所以按照怀特海的说法，理工科和文科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是应该同时存在于完整的教育之中。

怀特海有一句名言是，“教育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五彩缤纷的生活。”而要能够拥有五彩缤纷的生活，就需要通过教育培养出完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几何与诗歌同样重要，自然与历史同样重要。

文科和理科之分，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具体的职业路径，它不应该意味着我们变成了不完整的人。无论学的是物理还是文学，一个人的底色都应该是追寻真理、讲究逻辑、尊重他人、关怀社会，尽自己的努力去理解和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在遇到不公不义的时候发言和行动。以上没有任何一点是文科生或理科生独有的特质，也不必给自己和他人打上文理的标签互相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