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受访人原本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媒体上说过的话、留下的名字，数年后在川普2.0时代可能成为“高危记录”。
一年多前，新闻报道的“匿名信源”问题曾经引发一轮热烈讨论。当时，新闻实验室也做了一期播客回应这个问题。
本期会员通讯，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并且将它扩展到记者本人的匿名/化名问题。我们会从美国新闻界最近的一些变化说起，然后回到简体中文世界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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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关于“人类观众要什么”最有分量的一次自然实验。
1945年春天，德国战败在即，纳粹党领导层下令销毁党员登记卡片。从位于慕尼黑的纳粹党全国总部“褐宫”运出的卡片估计有50吨重。它们被送往市郊的一家造纸厂，等待化为纸浆。 但造纸厂的经营者汉斯·胡贝尔（Hanns Huber）意识到了落在自己手里的是什么。他停下了机器，把这批档案完整地交给了随后到来的美军。 八十年后，这批卡片以胡贝尔难以想象的方式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今年2月底，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把它的微缩胶卷副本放上了网。公众对这批档案的兴趣之大，一度让档案馆的网站瘫痪。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的团队则更进一步，他们使用AI把上千万张扫描卡片做成了一个可以按姓名检索的数据库。任何人只要知道祖辈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出生地，几秒钟内就能查到：ta当年是否加入过纳粹党。 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中，我想通过《时代周报》数据团队最近接受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的访谈，来介绍这个项目是怎么做成的，AI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它在德国引发的赞誉与争议。 它可以说是今年以来最值得了解的数据新闻案例之一。用《时代周报》一位记者的话说，“一家德国报纸用AI做了
有的看到了自己的困境，有的看到了自己的渴望，有的看到了自己的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