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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精英|免费newsletter(027)

精英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会在需要的时候站起来表达自己的独立意见,即便这样的意见与政府态度相左。

方可成
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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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精英|免费newsletter(027)
Photo by Marek Studzinski /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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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

最近,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接受财新的采访时说:“我觉得人大部分都是无用的,我是个精英主义者,我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同时思考那么多问题。”

从吴晓波此前的文章中,我们大概可以猜出来:他的这个想法,来自被他称为偶像的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吴晓波曾这样总结李普曼的经典作品《舆论》(Public Opinion,此前曾被翻译成《公众舆论》,但是因为“舆”本身就是“众人”的意思,因此新译本省去了这两个字):

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

李普曼的确是一名精英主义者,不过他并没有提出过“无用论”。李普曼抛出这种观点的原因是,他关心民主制度的运转——理论上,民主制度需要依靠人们获取准确的信息、做出理性的判断,但令人遗憾的是,人的认知能力存在很多问题,经常是充满刻板印象,容易被人误导、被情绪冲昏头脑,等等。所以,他认为,需要用另一种方法来维持这个体制,那就是:由独立于政客和选民之外的一批精英来做决定。这些精英知识渊博、信息丰富,可以做出更加明智的判断,给政客提供更有用的参考。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李普曼抛出这些观点之后,遇到了一位重要的挑战者,那就是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中国,杜威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的老师。

杜威同意李普曼的不少判断:人们的确是容易陷入偏见和非理性。但是,杜威认为李普曼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却没能提供恰当的解法。在杜威看来,李普曼设想中的“精英治国”其实最终会导向灾难性的结果,因为当公民被变成纯粹的看客,精英成为一群不接地气且自利的决策者,民主不可避免会退化成寡头统治,所谓基于真实信息和理性判断的统治也就不可能实现。

杜威开出的药方是:在民众当中通过对话和交流,建立起共识,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媒体需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提供自由开放的对话平台,准确提供时事信息。

简单来说,两人的根本分歧在于:李普曼放弃了民众,而杜威则希望从民众当中去寻找解法。

在李普曼和杜威的辩论中,很难下一个绝对的判断说谁对谁错,两人的理论都有见地,也都有理想化的成分和实际操作中的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Michael Schudson认为,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是在“精英”和“民众”之间二选一,因为他们本不应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应该思考如何让他们各自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精英方面,我们应该重视一个独立的专家团体的作用。精英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会在需要的时候站起来表达自己的独立意见,即便这样的意见与政府态度相左。如果将自己的专业判断置于权势影响之下,则精英会失去意义。

在民众方面,我们不应放弃推动更好的对话和沟通。民众既不是傻瓜,也不是天才,他们会犯很多错误,但也有许多智慧。归根到底,是通过怎样的参与机制,发挥民众的智慧,避免人的认知局限性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吴晓波,就会发现:他仅仅在表面上继承了李普曼的精英主义,但并没有成为李普曼心目中独立的、不受各种利益影响的精英。当他在商海畅游,在为胜利者做传的时候,李普曼意义上的精英其实离他很远。

当他在说大多数人无用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其实是无用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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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202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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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曾经在《南方周末》报社做过几年记者;除了「新闻实验室」之外,还发起过「政见CNPolitics」、「放晴公园」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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