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847）“气候变暖都怪我”：失权一代的困局与破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见到过一句话：“共同富裕没有我，气候变暖都怪我。”

这个从去年火起来的句子，几乎出现在所有强调气候危机紧迫性和呼吁个体行动的帖子下面，类似的表述往往会成为高赞评论。

为什么这句话会流行起来？年轻人的“失权感”也许可以成为一个解释：作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这句话一方面可以发泄代际不公与失权的愤怒情绪；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某种气候行动“拒绝主义”的口号——“问题不是我造成的，又凭什么要求我来行动？”、“我减排一年不如富人坐一次私人飞机”……它消解了青年人气候行动的主体性与责任感，也隔绝了参与气候行动的通路。

看上去有点悲哀，但是如果仔细剖析，实际上这句话背后还有一层隐含的意思——它承认了气候危机的严峻性，却不满于铺天盖地而来的行为改变倡议：仿佛只要你“少开车”“少使用塑料袋”或者“吃素”，就可以解决地球如此巨大的危机（也许有些倡议本身其实并无此意）。这种虚无飘渺的希望感，也许是让年轻人陷于无力当中的“罪魁祸首”之一。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该如何破局？

被简化的“临界点”想象

一位致力于报道环境新闻30年、在纽约时报开设一档持续9年的环境博客Dot Earth的美国环境记者Andrew Revkin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答案：“拥抱复杂”。

回忆一下你在网络中接受到的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2024年全球升温首次超过1.5°”、“气候紧急状态来临”、“全球气候融资缺口亟需填补”……无一例外，这些信息传递的唯一信号是“现在情况越发紧急了，要赶紧行动起来，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以“临界点“为例，你第一次听说全球升温的1.5°、2°临界点时是什么感觉？相信不少人都是紧张、焦虑，担忧全球升温超过1.5°，全球陷入灾难之中，同时感受到一种无法改变的深深的无力感。

但如果我说，1.5°目标只是各国政府为了达成协议制定的一个虚拟值，突破1.5°目标既不意味着全球行动失败，也不意味着全球马上会陷入全球性的灾难状态，你是否觉得有些难以理解？

这一表述的背后涉及到了一种被广泛传播的科学沟通框架——“临界点框架”，对大多数人来说，临界点意味着事情发展到难以挽回状态的一个确定的值，一旦突破这个值，就只能滑入危险的悬崖，无法回头。诸如“15个已知气候临界点，9个被激活”又或者是“全球野生动物数量在50年内减少超70%，危险临界点逼近”、“9个行星边界已经突破6个”、“大西洋反转洋流（AMOC)可能即将崩溃”……目前流传甚广的许多表达都出自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2006年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的发言，这种振聋发聩的警示在过去二十年发挥了很多积极的作用，它提升了公众与决策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紧迫性的认知、并引发了世界性的讨论热潮。但是随着全球能源转型与气候行动进入深水区，这个简化框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展现出来。

最近，几位气候科学家发表在学术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的讨论文章，系统性地批驳了在当今依旧被广泛传播的这种简化认知。

简单来说，“临界点”框架可能消解了“临界点”最重要的特性——不确定性。“临界点”最初被运用到气候动力学等领域，指当外界条件发生某种变化时，某一系统发生“不可逆、非线性、自动变化和相对突然的变化”。然而，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在科学层面，我们很难精准的预估出临界值在哪，外部条件的变化也会改变临界值的阈值。

但是，当它在媒体中的形象被简化成了一个“仿佛具有确定性”的值的时候，一些误解就开始悄然产生：随着临界点预测的时间临近，人们一方面会悲观地认为临界点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对到达临界点后的世界的想象，变成了某一时刻突然降临的难以想象的恐怖灾难。

在这种简化框架中，现实的复杂性被人们更广泛地忽视了。

一方面，我们不太会关注有相当多处于“边缘的”“非中心地带”的人们已经在经历“临界点”到来之后的恐怖场景了，他们恰恰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很少有人试图真正了解：当一切都被摧毁，遭受灾难的人们在如何生活，他们能否重建新的家园与生计？在这个过程中，又可能会遇到哪些社会不公因素的局限？我们可以如何从他们经历和行动中获取力量或教训，从而打开对灾难未来的想象？

在2024年法国昂西动画电影节放映的动画电影《Black Butterfly》便是对此问题的追问，这部影片将镜头对准了三位因气候变化丧失家园，又为了家庭生计、离开了自己的孩子与家庭，来到海外异乡求生的妇女的故事。因海平面上升，来自印度戈拉马拉岛的Nazma的土地变得盐碱化而无法种出庄稼；因为气候变得干旱，来自肯尼亚的Lobuin无法找到足够的供家庭水源；因龙卷风和飓风的频繁袭击，来自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岛的Vanesa失去了她的房屋。

影片试图细腻地展现她们面对这一系列变故后又如何挣扎、努力，并毅然决然离开生存几十年的家乡，来到海外的陌生城市求生的经历。“她们不仅要应对政府官僚主义、虐待和日益加剧的贫困，还要面对过度旅游、企业贪婪以及被剥夺尊严、社群和身份认同后不公平地背负的污名。”

“我们试图将多个维度融入影片当中，让观众能够坦诚地看待这些女性的遭遇，了解那些失去根基的人所面临的残酷现实，因为她们永远都是无家可归的移民，她们的家园已经消失。”导演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道。

另一方面，我们也往往对现有的行动持有更加悲观的态度，而较少具体地关注各种政策的进展，例如：尽管由于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碳排增加的势头正在趋于平缓；同时，国家层面与地区层面的危机意识也在不断加强，很多地区的灾害预警能力与防范能力同样在有针对性地提升（例如中国在2022年便出台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提出需要针对性增强区域性的气候风险防范能力，沿海地区应提升风暴潮抵御能力、农业生产需要根据区域性气候变化特点，针对性调整种植作物种类等）。实际上，如果人们的危机意识不断加强，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被更好地充分调动起来，那些真实“临界点”的临界值以及未来的气候场景可能就会因为这些改变而相应发生变化。

如果依旧只抓住将这种被简化的单一、“远方的”、无法被自己把握的临界点牢牢不放，便只能会更加忽视现实的情况，陷入一种虚无的漩涡之中，放弃思考自己可以把控的维度，同样也放弃了改变未来结局的可能性。

复杂性帮助我们打开行动的想象力

如果认可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不同的个体组成不同的组织，不同组织间又会彼此互动作用形成复杂的网络系统，那么在参与气候行动的时候，你会获得更加丰富的想象力。

目前广泛弥漫在大众舆论中的“个人行动无力”，问题的根本也许源于“想象力的匮乏”：相当多的人认为除了作为消费者的身份，购买低碳产品或者减少碳排外，我们并没有什么参与气候行动的其他选择。因此，既然富人的碳排远高于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可以行动的呢？

让我们看看法国年轻人是如何打开行动的想象力的。

作为最繁忙的“豪华”航空基地之一，2019年法国有超过10%的航班为私人飞机航班。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富人与普通人在碳排上的巨大不公，2022年，几位法国年轻人在X（twitter）上利用小众的飞机爱好者们追踪飞机数据的方法追踪了多位法国亿万富翁的私人飞机的飞行数据。他们发现：相当多名人在“像使用出租车一样使用私人飞机”：一个月的时间里，法国首富乘坐私人飞机从巴黎往返布鲁塞尔18次；仅在当年7月，6架法国私人飞机一个月的碳足迹总数相当于一位法国人 52 年的碳排总额。随后，有更多好事者开始挖掘他们熟悉名人的“私人飞机事迹”，这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反响和谴责。

尽管网络狂欢很快过去，有名人也开始低调卖掉了自己的私人飞机以防被继续跟踪，但是故事并未结束，关于私人飞机的行动依旧在持续不断地涌现。

2023年，法国两位绿党议员由此提出了一项激进的“禁止少于60人的私人飞机在法国起飞”的法律提案，虽然这项提案被多数派议员以“损害工作岗位为由”拒绝，但依旧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最终，经过多方长期的协调和努力，法国在今年3月推出新的私人飞机税，其根据不同类型的私人飞机，向乘客们征收210-2100欧元不等的离境税（French Solidarity Tax），税额比之前高出300%。除此之外，关于航空业的系统性转型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2023年，法国取消了一些可以被2.5小时内火车线路替代的短途航线。而法国绿党开启了一个名为夜间列车的项目，通过推动增加欧盟成员国间夜间列车线路，提高人们的低碳出行选择的可能性。

因为国情不同，我们也许很难像法国民众一样，通过广泛参与政党，投票、游行等方式自下而上策略性推动这样的系统性变革，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中国气象爱好者”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这个全网超过百万粉丝的账号以解析极端天气著称，它推动了大众对极端天气的认知，让更多人认识到极端天气背后的气候变化推手。“自从关注中气爱，就没有好天气过”——无数网友这么调侃道。

实际上，这个账号的背后是只是一些普通的气象爱好者们。2002年上海台风所建立了一个“台风论坛”的网站，由此吸引了一群对气象感兴趣的年轻人群体，其中不乏小学和初中生，这些早期的爱好者通过论坛交流经验、分享观测数据，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基础。随后一些成员利用新媒体的形式将气象分析以更加有趣的方式进行传播，于是便形成了如今的“中国气象爱好者”账号矩阵。

无数爱好者社群正在涌现，这些社群正在显示出其公共性的潜力：今年的贵州黔西南翻船事故发生后，笔者所在的其中一个气象社群谈到这一由于极端天气带来的悲剧也许可以被避免。根据现场目击者与气象分析，翻船事故发生的直接因素是“短时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极端大风，尽管景区管理部门会根据气象预警实时调整游船运营时间，以保证游客安全，但是目前主流的气象预警实际上是一种区域性的风险预报，很难对短时的，受到特殊地形的影响的极端天气进行精确预警。因此，有群友认为，对于这些人群聚集，气象条件复杂的景点来说，如果能在区域性气象预警的基础上，通过有经验的天气预报员结合卫星云图、雷达等实时监测网络进行针对性气象预测，也许就可以降低类似的潜在气候风险，更好地保障游客的安全。

多元解法的可能性

当我们看到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我们就会知道，任何社会的变革都离不开社会不同阶层的合力作用。个体、团体、社区、企业、政府等可以在复杂交织的社会系统网络中相互作用，一旦撬开一些小小的缝隙，便可以看到多元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广东肇庆普通的基层医生的例子——这位医生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极端天气近几年在肇庆愈发频繁，在遭遇高温热浪、气温骤变等天气的时候，高温中暑、中风、心脏病急性发作等病患便会激增，而老年人作为基础疾病高发人群同样正在面临更严峻的威胁。他决定在临床救治之余，为老年人多做些事情。2022年他开启了肇庆老年群体的气候适应提升行动，通过编制《高温热浪老年人健康防护手册》，到当地养老院、疗养院宣讲，为医生和老年护工提升气候应对能力，在肇庆本地形成了关注极端天气老年人养护的照护者社群。

影响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在今年他参与筹办的 “气候与健康”创变营“医心同行”项目中，一线的乡村社区发展工作者也参与到气候与健康话题的学习中来，作为连接者的角色，这些社区发展工作者们将气候应对意识带到气候风险高的农村社区，帮助更多的老人、志愿者和村医掌握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技能，更好地指导老年人进行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积极应对。

如何可以和如此丰富的人群建立联系的？不同团体与社会网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位医生没有在2022年参与自然之友玲珑计划（气候公民行动计划）的知识赋能，他也许无法非常快速掌握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的知识；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当地医院、养老院等利益相关方也许就不会很快了解气候风险对老年人群健康的威胁；如果没有广东千禾社区基金会与和气行动（“社区应对气候变化项目”）的关注与支持，就不会相对容易地组织共学活动并吸引到多元人群；如果没有关注乡村发展的在地机构在村庄的深耕，这些偏远的乡村社区的就无法链接到这些技能培训。

在愈发原子化与同质化、阶层固化的时代，我们确实很容易丧失“拥抱复杂的想象力”，当今媒介正在为我们塑造越来越多“简单粗暴”的网络信息，我们的思维也正在不断地被驯化。正如同马尔库塞所定义的“单向度的人”——“失去否定性、批判性思维，仅保留对社会单向认同的个体”。

然而，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复杂性的认识，从这一层面来说，主动拥抱复杂也许是一条从“单向度”通向“多向度”的道路。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有趣的“艰难对话实验室”，实验人员让立场相反的实验参与者在同一空间进行深度对话。通过引导参与者们讨论一些堕胎权和持枪合法化等在美国具有巨大分歧的社会话题，研究者们发现，相比于传统的二元对立、带有强烈立场引导的媒体报道，参与者在讨论之前如果阅读了一些内容阐释“更加细致入微、富有同情心、从更多视角阐述不同观点，就像人类学田野笔记一样”的文本后，会倾向于向彼此提出更多问题，也能开启彼此的感受与情绪的表达，让对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它的成功实践也许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作为小小的开启，关注气候变化的先行者们是否可以带着复杂性的体验，向外迈出一步，与更多元的人群平等对话，建立真实的人的链接，那么未来气候行动的想象力也许就隐藏在编织链接的过程中。

（本期通讯由上海浦东益科循环科技推广中心气候传播研究员武昕竺主笔，方可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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