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字节跳动等公司的一点建议｜免费newsletter（085）

要让天平恢复平衡，中国的科技企业和企业家们可以从硅谷同行身上获得一些启发。

方可成

9 11月 2026 — 需要 15 分钟阅读

Photo by Matt Baker / Unsplash

目前的不少评论，都希望字节的产品发生一些变化，以回应公众的质疑和情绪，让大家花在上面的时间更有价值。我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一种如此高效的商业模式和产品逻辑，是很难被改变的，我们不应对此抱太高期待。

但我们可以对另一种回馈社会的方式抱有期待。接下来，我就将展开说说我的建议。

需要先强调的是，正如“浙江宣传”所说，今天很多网友对“字节时间”的忧虑和质问，并不只是冲着某一家企业去的。我也很同意，因此，接下来的建议不只是提给字节的，也提给腾讯、阿里、小红书等深刻影响了信息生态的科技平台企业。

二

简单来说，我的建议就是：拿出一部分赚到的钱，去支持那些致力于为信息生态创造正面价值的项目。更具体来说，可以直接支持的是新闻媒体机构和新闻教育机构。

我们来看一个硅谷巨头的案例：谷歌。

2018年3月，谷歌宣布成立Google News Initiative（GNI），承诺三年投入3亿美元，支持全球新闻业的发展。为此，谷歌还建立了一个常设部门，有专职团队、有年度计划、有公开的资助申请通道。

八年后的今天，GNI仍在运作。谷歌的实际投入已经超过最初的承诺：至今已在全球各地投入超过5.5亿美元的资金，为120多个国家/地区的7000多个新闻合作伙伴提供支援。

这些钱具体花在哪里？大致可以分成几类。

记者培训。 谷歌从2015年起通过其News Lab项目（和我的新闻实验室无关😅）在全球做记者培训。按GNI 2020年影响力报告的数字，它已经面对面培训了34.7万名记者，在线培训170万人次，合作大学447所。它不自己办学，而是通过新闻界的专业机构来做：与国际记者中心（ICFJ）合作在中东北非培训4000名记者，与First Draft合作在疫情期间培训1.3万名记者的信息核查能力，在印尼通过CekFakta网络培训了一万多名记者、学者和学生，在印度与DataLEADS合作培训了数千名记者的事实核查能力，在西语世界培训了4万多人。它还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合作，为亚太地区的媒体管理者开设领导力课程。

学生奖学金。 2019年起，GNI通过欧洲新闻中心（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资助学生奖学金项目，每年资助大约20名新闻专业学生到欧洲各国的编辑部实习八周，五年里已安排140多名学生进入14多个国家的媒体，约35%的学生随后获得了工作。谷歌声明“在选拔中不扮演任何角色”，选人由中介机构和媒体负责。

学术研究。 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每年发布的《数字新闻报告》，是全球新闻业最被广泛引用的行业研究，也是新闻学界（包括中国学界）每年都会讨论的文献。它的主要资助者从2013年起就是谷歌。2015年的三年期资助约500万英镑，让报告的覆盖范围从十几个国家扩展到三十多个；此后2018、2020、2023、2024、2025年连续续约，最近一次是2026年8月，由GNI和YouTube出资216万美元支持到2027年。也就是说，全世界新闻学者用来研究平台的最重要数据（并且经常是用作批评平台的依据），是平台出钱做的。报告中有关平台信任度下降、算法分发的负面效应的章节，没有因为谷歌出钱而软化。

创新竞赛。 GNI Innovation Challenge按地区举办，资助新闻机构试验新的商业模式和产品，截至2021年已支持200多家机构。近年的重点转向AI：GNI资助伦敦政经学院（LSE）的JournalismAI项目，2025年向35个新闻机构的AI创新项目发放资助。

能力建设。 包括数字增长项目（Digital Growth Program）、创业实验室（Startups Lab）、读者洞察工具（News Consumer Insights）等。GNI还与美国新闻项目（American Journalism Project）合作多年，为地方非营利新闻机构提供受众增长辅导，2026年6月刚刚续约。

资助媒介素养/事实核查项目。 谷歌向Poynter新闻学院的媒介素养项目MediaWise捐了300万美元，向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FCN）捐了100万美元资助12个国家的22个项目。

紧急救助。 2020年疫情初期，GNI设立新闻应急救济基金（Journalism Emergency Relief Fund），收到12000多份申请，最终向115个国家的5600多家地方新闻机构发放了3950万美元：北美1090万，拉美1000万，欧洲、中东和非洲1220万，亚太640万。受助机构平均只有8到20名员工，一半完全依赖广告收入。在报纸停刊潮最凶的几个月里，它挽救了一批小型地方媒体的现金流。

三

看完谷歌这家公司，我们再来看一个人。

这个人叫Craig Newmark。他是Craigslist的创始人。这个网站在互联网的早期就把分类广告（就是那种求职招聘、房屋租售、二手买卖、遗失声明、法律公告等的小广告）变成了免费服务，而分类广告曾是美国报纸超过三成的收入来源。新闻界长期认为是Craigslist挖掉了报业的第一锹土。Craig Newmark本人并不接受这个指控，他说报纸发行量在Craigslist诞生前就在下滑。但在为自己辩护之余，他做了一件更实在的事：把自己赚到的钱捐给了新闻行业和新闻教育。

他的捐赠清单包括：

2018年6月，向纽约市立大学新闻学院捐赠2000万美元，学院改名为Craig Newmark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2024年1月再捐1000万，目标是让这所公立新闻学院到2027年完全免学费——在美国这个大学高收费的地方，这意味着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可以不背债务进入这个收入不高的行业。
2018年9月，捐资2000万美元创办专门调查科技公司的非营利媒体The Markup。
2019年2月，向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捐赠1000万美元，设立新闻伦理与安全中心。
此外，他还向Poynter学院事实核查项目捐赠100万美元，向ProPublica的选举报道项目捐赠100万美元，向纽约公共电台WNYC捐赠250万美元，另有对《哥伦比亚新闻评论》《Mother Jones》《The 19th》《The City》等媒体以及维基百科等的长期捐赠。

《福布斯》2020年的统计是，他自2016年起已经捐出约2亿美元，大部分流向新闻业和与之相关的网络安全、反骚扰领域。他已经因此不再是亿万富翁，并签署了捐出至少一半财产的承诺。

四

谷歌和Craig Newmark对新闻业的捐赠，是出自纯粹的公心吗？

作为一家受到监管和舆论压力的科技巨头，谷歌的捐赠当然很难说是在纯粹做公益，也有人批评谷歌只是为了改善自身的形象，甚至是为了配合它在各国的游说努力。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企业为了改善自身的公众形象，为了让监管者满意，因此拿出一大笔钱去支持有社会价值的事业，这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指摘的，而且是值得鼓励的方向。重要的是，谷歌捐出去的钱确实流向了行业的公共品——人、技能和知识，而不是给某一家媒体分点流量，不是平台上的内容补贴，更不是直接去做利益交换和收买。对媒体的资助，不会影响这些媒体的编辑独立；对教育和研究的资助，也不会干预这些项目的独立运作。

至于Craigslist，至今是一家私人公司，不上市，没有股东压力，甚至没有公关部门。Craig Newmark捐钱纯粹出于一个他反复说起的理由：高中历史老师告诉他，可信的新闻业是民主制度的免疫系统。

他捐了钱之后就不再插手。比如，他出2000万美元资助的The Markup，创办一年内就因为编辑方向之争换了总编、采编团队集体辞职，Craig Newmark始终没有表态，他的解释是自己“既不能干预，也不能帮忙”。

五

中国已经有了世界级的科技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在社会价值实现方面可能还没有做到世界级的水准。

我在这里重点关注的是对新闻媒体和新闻教育的支持，因为字节、谷歌等公司的商业模式直接建立于和信息环境的互动之上。它们已经是新闻业及广义信息行业的基础设施。超过一半的中国人通过微信、抖音和今日头条获取新闻，媒体机构的分发、收入和读者关系都寄生在平台之上。研究者形容谷歌和Meta是新闻业“事实上的基础设施骨干”，这个描述放在中国只会更准确。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对依赖它的生态负有责任，这是一种常识。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的媒体体制不同于西方，平台不好插手。但捐赠不是入股，况且，在新闻教育、创新开发、记者技能培训、学生奖学金、数据和工具的开放、新闻研究的资助等许多方面，都有支持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想法能被考虑，那么我对相关企业或个人有两条具体的建议：

第一，建立常设的、可审计的机制。可以像GNI那样常设部门：有年度预算、公开的申请标准、公布的受助者名单和金额。没有账本的投入，就是公关。

第二，优先投入新闻教育和人。这是最没有障碍、效果最持久的领域。Craig Newmark用三千万美元让一所公立新闻学院走向免学费，中国的平台可以资助新闻学院的奖学金和实习补贴，资助地方媒体记者的数据和调查报道培训，资助独立的新闻研究——包括研究平台自己。一个不敢资助批评自己的研究的资助者，很难说是在支持新闻业。

谷歌现在的市值约3.5万亿美元，字节跳动的估值约5500亿美元，是谷歌的大约六分之一（这已经是很保守的估计，因为从营收和利润数据来看，字节已经是谷歌的近一半）。如果2018年的谷歌可以承诺拿出3亿美元支持新闻机构和新闻教育，那么今天的字节可否拿出5000万美元？

如果Craig Newmark一个人就可以捐出2亿美元给新闻业和新闻教育，那么中国是否能有企业家捐出2亿人民币？哪怕2000万？相信无论是我本人所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还是中国的其他新闻学院，都有相当多能产生积极意义的教育、研究项目会因为这些资源而获得助力。

“浙江宣传”文章的落点选择在“失衡”二字，我觉得相当精准。字节等公司在商业上的成功值得钦佩，而社会价值上的创造尚是短板。要让天平恢复平衡，中国的科技企业和企业家们可以从硅谷同行身上获得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