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博士课堂上的顿悟｜免费newsletter（024）

我这个中国人居然比老师这个美国人更加“个人主义”，一时间竟分不清我俩谁才更懂“美国梦”。

方可成

20 Jun 2021 — 需要 7 分钟阅读

Photo by John Cameron / Unsplash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忽然回想起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在课堂上的经历。那是我在读博期间经历的很多次“顿悟”的时刻之一。

那天我们在课上讨论到新闻业的技术发展，尤其是像视频、VR、数据新闻等新的报道形式的出现。

当时我的身上还是带着比较强烈的技术乐观主义精神，总体上是非常欣喜于这些新技术在新闻业的应用的，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的记者们应该抓住这些技术变革带来的机会，做更多激动人心的探索。

但老师显然没这么乐观，他提醒说：记者并不会这些技术，需要另外再去学习。

我说：是的，所以记者应该积极去尝试学习编程之类的技术，这样才能适应技术的变化，不能积极学习新技术的记者可能会被淘汰。

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觉得我这话有任何问题。对吧？变化来了，积极应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似乎从小就是这么被教导的。

但是老师有不同意见。他说：OK，如果记者能写代码当然很好，但是，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放到个体记者的身上呢？如今，记者已经那么辛苦，收入又不高，还随时面临被裁的风险。这个媒介系统、他们所在的媒体机构，难道不是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吗？

我一时语塞。回过神来之后觉得：对啊！很有道理啊！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有这么想呢？

这段不到一分钟的对话，我一直记得，因为我觉得它直接体现了两种思维的碰撞。当时，我出国两年多，身上还带着“中式思维”的印记。我惊讶地发现，我这个中国人居然比老师这个美国人更加“个人主义”。我在谈个人奋斗，他却更在意社会保障和集体责任，一时间竟分不清我俩谁才更懂“美国梦”。

其实，有一个词可以用来概括我在课堂上的发言，那就是：新自由主义。这个词你可能见过，但也可能不懂是什么意思。我在这里给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解释：新自由主义强调，全靠个人奋斗，政府和社会对这种奋斗和竞争干预得越少越好，成功了就说明你努力或者聪明，失败了，就说明你要么太懒要么太笨——明明都给你机会了，怎么还是不行？只能说明，你就是loser，就是寄生虫。

但是，一个完美的竞争环境只存在于童话故事里。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站在了不同的起点上，你和王思聪之间的竞争永远不可能是公平的。如果不对这种不平等进行干预和调节，它只会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将责任全放到个人身上，就掩盖了系统性存在的歧视和偏见。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女性在职场上因为生育问题遭遇歧视，这难道该怪女性不够努力、不能生完孩子第二天就来上班？显然，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思考如何给女性提供更好的支持，包括生育前后的支持，以及在抚养孩子上的支持，这样才能帮助女性在职场上有更好的发挥。

在记者的这个例子里面，新自由主义会认为学习新技术是记者自己的责任，要是不会写代码，那就是记者自己不行。但恰当的思路应该是，能不能让记者拥有一段时间的带薪假期去学习这方面的技能？如何更好地支持他们的职业发展？

新自由主义对普通的劳动者是压榨性的，对少数掌握资本和权力的人则是极好的。但是，很多普通劳动者却拥有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

我想起这段课堂对话，是因为我刚做了一个视频，谈学术界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有一点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到学者个体的身上，而应该想怎样为学者提供更好的支持。

我在视频里面提到，今年，有一份传播学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很直接，叫做《Fuck individual resilience》，大概可以翻译成《让所谓“个人适应能力”去死吧》。文章说的就是，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学术界更有必要提供支持性的网络，尤其是向女性、少数族裔、年轻学者提供支持，不能只是轻飘飘地说一句：你们要自己努力适应。

国际传播学会还把这个标题做成了T恤，销售的收入会用于在学术年会开会期间给学者的小孩提供保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