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800)寻路新闻业的未来
新闻业不应该是年轻人白白燃烧理想的地方,从事新闻业不应该有“贫穷过一生”的悲壮。
这里是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的第800期。又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感谢所有会员朋友的支持!
逢百期纪念的时候,我都会写一期稍微特别的通讯。我已经将之前的整百期通讯悉数上传,大家可以登陆阅读:100期、200期、300期、400期、500期、600期、700期。
本月初,我在成都的有杏书店做了一场主题为《寻路新闻业的未来》的讲座。本期会员通讯,我根据当时分享的主要内容重新整理和撰写,与各位分享我最近的一些思考。
做新闻不该有“贫穷过一生”的悲壮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工作之一,是担任新闻学硕士项目的负责人。最近两三年,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内地就业形势不佳、中美关系紧张、香港大力吸引人才……),申请来香港读硕士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们的这个项目也不例外。每年收到的申请数量越来越多,录取的学生素质越来越好,
在开学之前,我会请大家写一篇自述——诚实的、无需任何包装和掩饰的自述。这时录取已经结束,被录取的学生不必再推销自己,我们希望读到真诚的分享。
大部分同学交上来的自述的确很真诚。在这些自述中,我读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让我为这些优秀的学生感到心疼。
简单总结,这个主题就是“学新闻=穷”。比如(学生原文为英语,下面是我个人翻译的部分句子,每一条都来自不同的学生):
- “我的家人和朋友将新闻和贫穷联系在一起。”
- “传媒业的低薪问题似乎也发生在香港。”
- “新闻业对我来说总像是白日梦,我知道终究会有梦醒时分,那时我必须面对低薪、无法发表的作品、无止境的自我审查等残酷现实。”
- “人们在网上分享进入新闻行业后如何’自救‘的成功经验——他们把这个无利可图的专业当成了地狱。”
- “作为实习生,我经历了残酷的事情:没有津贴,自费一万多元到北京实习。……我感觉到自己的激情逐渐消失,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努力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甚至《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都建议实习生转行。”
- ……
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叙事模式:因为某些原因(追求真相的理想、对写作的爱好,或者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冲动)特别喜欢新闻,但身边人并不支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闻没钱途,然而依然不死心至少要到香港读个硕士再说……
我感佩于学生们的理想主义精神,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叙事里面似乎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我想提出两个问题:新闻业一直如此吗?新闻业必须如此吗?
前一个问题是事实性的,我们可以去找证据证明或证伪。后一个问题是规范性的,它取决于我们的理念,但同时也深受第一个问题的影响。
其实,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并不难。答案非常明确:不,新闻业并非一直如此。就在不算太远之前,它还是一个利润相当丰厚的行业。
数据显示,在美国,2009年,报纸行业的总规模达到600亿美元,平均利润率高达12%,这是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率的4倍之多。
另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的博士学业,是由一个叫Annenberg的人资助的——这个人捐了一大笔钱建了我读博的那个宾大Annenberg传播学院,还在南加大建了一所更大的Annenberg学院。他把赚来的钱拿来做慈善,成了慈善家,还当过美国驻英国大使。如果你要问:是什么让Annenberg先生这么有钱?答案是:他是做媒体的。
在中国,同样如此,尤其是在2000年前后,在市场化媒体当记者是高薪工作。我最近从上海交通大学张国良老师的学术自传《我心依旧》中读到一个细节:1998年左右,大批学者从复旦新闻学院离职,导致学院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危机。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那些年媒体的经营状况太好了,编辑记者的月工资有六七千,大学老师不到一千,所以教授们纷纷跳槽加入媒体。
我查了一下1998年上海静安区的房价,大概是每平米2300元。这样算来,那时候的编辑记者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3平米的房子。而现在,上海静安区的房价大概是每平米9万多,需要月收入近30万才能买到3平米的房子。从这个对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编辑记者有多么高薪。
我会在下一个部分解释为什么好光景不再。但至少,我们可以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历史证明,新闻业并非总是与贫穷相联系。
我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明确:新闻业不应该意味着贫困。对于一个有着重要社会意义的行业来说,以贫困的状态运行是难以持续的,也是不正义的。
我认为,新闻业不应该是年轻人白白燃烧理想的地方,从事新闻业不应该有“贫穷过一生”的悲壮。如果新闻业的目标是追寻一个更理想的社会,那么它自身也应该提供尊重从业者的工作环境,而体面的报酬就是这种尊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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