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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651）ChatGPT与媒体
ChatGPT及与之类似的生成型AI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究竟是什么？它们对于媒体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记者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650）气球事件背后的媒体、舆论与政治生态
过去一周，国际媒体最关注的话题之一是飘在美国近两万米高空的一只巨大的白色气球。这只气球来自中国，最终在大西洋海岸外被美军击落。它引发的媒体追逐、舆论热议和政治喧闹，远远超出了气球本身的重要性，折射出复杂而危险的舆论和政治生态。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649）胡鑫宇、阴谋论与“塔西佗陷阱”
从去年10月开始，失踪的高一学生胡鑫宇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也引发了许多猜疑和种种版本“惊人真相”的传播。今年1月底，警方宣布尸体被找到。2月2日上午，事件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很多人的收看，调查组最终认定胡鑫宇是自缢身亡，找到尸体的粮库院内树林是第一现场。 对于官方的说法，一些人依然抱持怀疑态度。很多与此事相关的评论文章都引用了一个叫“塔西佗陷阱”的概念——政府无论说什么、怎么说，人们似乎都不信了。 在今天的会员通讯中，我想分享自己对这一事件中的舆论、阴谋论以及政府公信力的看法。 通报事实为何无法完全平息质疑 让我们先假定官方通报的所有信息都是真实的——如果你是江西省的官员，你想要说服民众接受和信任官方的说法，你可以做些什么呢？看上去，通报事实也无法完全平息质疑，那还能怎么办呢？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648）记者的情绪劳动与职业倦怠
人们对记者工作的描述和想象，往往集中在他们如何突破封锁、获取关键信息，如何与各色人等谈笑风生，如何妙笔生花、倚马可待，仿佛技艺与勤奋就是做好这份工作所需的全部，仿佛这份工作的辛苦主要就是身体上的舟车劳顿、生活不规律等。 其实，记者也是一种需要相当多情感投入的职业。不管是与人打交道，还是记录社会的阴暗面，不管是写作的过程，还是获取反馈的时候，都会消耗相当多的情感，这种消耗也是不少记者选择转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是此前人们比较少关注的方面，甚至很多记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647）AI写作工具如何改变大学教育
技术革新的浪潮下，AI写作工具正在逼迫全球的大学教育调整教学与考核方式，乃至重新思考教育的方式和目的。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646）如何研究社会运动中的媒介技术
本期会员通讯，我为大家介绍自己上个月发表于学术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一篇论文。论文最主要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运动与媒介技术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 “因果关系”框架的缺陷 提到社会运动当中的媒介技术，人们最常想到的一个理解框架是：某一种新技术的出现，使得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成为可能。甚至更简单地说：是某种新技术，导致了某场社会运动的发生。 最典型的就是在十几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发生后，有不少人提出：是当时刚刚出现的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导致了中东北非多个国家社会运动的发生。不少媒体会使用类似于“阿拉伯之春是一场Twitter革命”这样的叙事，将人们走上街头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社交媒体提供的信息传递、情感动员、运动组织等作用。 但是，过去十年，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式框架，也遭到了非常多的质疑。我将迄今为止的研究当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几点——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645）芭芭拉·沃尔特斯：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主播
去年的最后一天，美国著名记者和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逝世，享年 93 岁。她和同时代的克朗凯特（参见会员通讯023期）等人共同开创了电视新闻专访的黄金时代，而她自己作为第一个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女主持人，也为职场女性开创了全新可能。 沃尔特斯的职业生涯跨越半个世纪。本期会员通讯将介绍她人生的两个重要侧面：作为主持人和记者的专业实力，以及作为女性如何打破行业的「玻璃天花板」。 从歧视女性的职场中脱颖而出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644）预测2023
本期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将会延续此前几年的传统，为大家介绍尼曼实验室“预测2023年新闻业”专题的重点内容。这个专题邀请（大多数是美国的）资深媒体从业者和学者预测新一年的新闻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当然，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人写的与其说是预测，不如说是他们认为新闻业应该走向的方向。 以下，我将忽略该专题中一些仅与美国语境相关的内容，重点选择与中文读者更相关的、我认为更有启发性的内容进行介绍。文末，我也会提供我个人对于2023年中国新闻业的一些预测。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643）被披露的与被隐藏的
如果威权政治意味着打压与收编，为什么像政务公开、大外宣之类的信息沟通活动依旧占据威权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威权国家为什么选择向公民披露信息？它们如何披露信息？ 本期会员通讯，我们向大家介绍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Jeremy Wallace的新书《寻求真相与隐藏事实：中国的信息、意识形态、与威权统治（Seeking Truth and Hiding Facts: Information, Ideolog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该书尝试从信息的类型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他提出，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中国政府持续用“量化”的方式呈现社会现象，通过运用大量的数据，将政治议题转化为对于数据本身的讨论与博弈。然而，过度依赖数据也会带来反噬的效果。 在威权国家，信息披露为什么重要？ 在详细阐释中国的信息披露体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威权国家也需要面向民众公开披露信息？
给流离失所的公共生活寻找家园｜免费newsletter（058）
亲爱的朋友： 一晃，距离上一封信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北方已经秋凉，南国依然是热气蒸腾。希望你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好好生活，好好休息，照顾好自己。 前阵子，一位记者朋友换了工作。她在告知大家这一动向的时候，提起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Journalism in China is not dying, it's homeless. 意思是，新闻业在中国并不是正在死去，而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准的比喻，它在“生”与“死”这两种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状态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与想象的方式。其实，只要一个社会依然有对真相、公义、理解、沟通的追求，新闻业就不会真的死去。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是：在政治、商业、技术、民粹的多重挤压之下，中国的新闻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旧有的那个叫做“传统媒体”、“市场化媒体”、“自由派媒体”的家园。
